33年前，他42岁，藏族大学生叫他“阿爸”；33年后，他已经75岁，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藏族大学生仍然叫他“阿爸”。

　　33年来，他的家，已经成为武汉高校藏族学生共同的“家”。新生来了，到他家吃“迎新饭”，毕业时，到他家吃毕业餐；有困难，找他，有喜悦，也与他分享。他就是武汉大学退休老教授杨昌林。

　　人下高原，心系西藏

　　“我原本想在西藏干一辈子，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回了武汉，‘任务’没完成，我总想在其他方面尽点力。”杨昌林老师用这句朴实的话诠释自己的坚持。

　　1965年8月12日，29岁的湘西小伙杨昌林从武汉体院毕业，“抢”到了去西藏工作的指标。在西藏昌都地区干了一年多后，杨昌林又申请前往“西藏的西藏”——阿里地区工作。

　　杨昌林去阿里地区扎达县上任前，骑马摔伤右腿，当地兽医站站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，护送他去上任。“都是羊肠小道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跌下山崖，他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啊！这既是对我的关爱，也是对我的教育。”

　　杨昌林对西藏的感情一天天加深，1969年，他和藏族女孩次仁德吉结婚，打算扎根西藏。

　　没想到，1976年杨昌林突发高原性心脏病，地委领导向他下达“命令”：“病不好，不许再回西藏！”1978年，杨昌林和妻子调入武汉大学工作。

　　“从西藏下来时，地区财政局长交待说西藏急需财会人才，让我帮忙联系。”杨昌林联系到湖北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为10多人开班。这10多名西藏新生不适应武汉的气候，全身长满疙瘩。杨昌林夫妇听说后找到学校，帮孩子们寻医问药。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武汉高校的藏族学生都知道，武汉大学有两位像“阿爸”、“阿妈”一样亲的教师夫妇。杨昌林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——藏族学生的“校外辅导员”。“我的电话本上都是藏族学生的号码，找过我、到我家来玩过的藏族孩子大概有上万人次。”

　　“阿妈”走了，“家”还在

　　“孩子，记住，我的家就是你们在武汉的家。”这是杨昌林对每个藏族学生说过的话。

　　“每次放寒假没法回西藏，同学们总会接到杨老师的电话，过年又接去他家吃团年饭，杨老师就像我们在武汉的父亲。”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吉吉说。

　　刚回武汉时，杨昌林一家四口挤住10多平方米的单间宿舍，后来搬过两次，家也只有50和70多平方米。但在藏族孩子们心里，这里却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　　同学们来了又走，但他们对“阿爸”、“阿妈”的感情线永远不断。

　　西藏日喀则莎噶县检察院检察长尼玛次仁说，他1991年夏天肺部大出血，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。就在他丧失信心的时候，“阿爸阿妈”来到医院，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，给他喂药、送饭、擦洗身子，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励。最后他奇迹般地痊愈了。

　　已回西藏工作的南木珍，每年教师节都给武汉的“阿爸阿妈”寄钱。南木珍说：“第一次见面，德吉阿妈就说‘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’”德吉听说南木珍胃不太好，约她去医院做胃镜检查。做完检查，德吉从怀里拿出一袋捂得严严实实的牛奶塞给她。“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虽然‘阿妈’不在了，可武汉的那个家，我永远牵挂。”

　　2002年，德吉查出罹患直肠癌。2005年2月25日，德吉安详离世。弥留之际留下嘱托：我走了，“家”不能散。出殡那天，300多名藏族学生胸戴白花为“阿妈”送行。遵照德吉的遗愿，她的骨灰一半留在武汉，一半撒到了西藏故乡。

　　随着杨老师年纪越来越大，“杨老师爱心工作电话”增加了陈琳老师的手机号。陈琳成了杨老师的助手和“接班人”。

　　做小事情，维护大团结

　　多年来，杨昌林并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，但藏族同学有什么困难找到他，他都想方设法帮着解决。

　　杨昌林的“道理”是：“西藏需要大批专业人才，尤其需要一批顶尖人才。西藏的跨越式发展，更需要本地人才。”“藏族同学基础差一点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考试、毕业对他们应适当照顾。”靠着锲而不舍的努力，杨昌林甚至改变了一些藏族学生的命运。

　　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2004级藏族学生巴桑曲珍，因为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，未能获准参加英语专业八级考试。杨昌林积极帮她争取，最终让她如愿参考并顺利通过。

　　南木珍说，1996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习，跟不上进度。杨老师夫妇便帮她转入中文专业。2000年毕业时，杨昌林夫妇又帮她找资料复习，求职报考中国人民银行阿里支行，并被顺利录取。

　　作为老党员，杨昌林还特别注重对藏族学生的思想教育。西藏樟木口岸检验检疫局党总支书记、局长米玛次仁说，“去年5月我成为预备党员，杨老师听说我入了党，高兴得从病床上站了起来，对我说，‘你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’，那一瞬间、那一句话，将影响我一辈子。”

　　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说：“杨老师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帮助藏族学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，为维护民族团结做了许多小事情。但正是这些小事情，让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藏族学子，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，感受到伟大祖国的温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