鸦片战争失败之后，清政府并未深究战败原因，也未对负责官员进行处理;没有派人出国考察，也没进行任何改革;美国主动提供制船造炮之技术，也被婉言谢绝;《南京条约》罗列的卖国条款，朝野上下也都认可;英国提出今后要平等往来，却令中国君臣惶恐不安。出现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现象，究竟是为什么?

　　“天朝上国”的自信与自尊

　　对外妥协，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现：每当外战不利时，统治者常以此法羁縻或同化入侵的蛮夷。如果西方人熟知中国史，就能得知清廷这些举动的依据：英国“重商而轻官”，“上下交征利，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”，与传统蛮夷同样粗鄙好利。于是，《南京条约》就被清廷视为羁縻手段——自古以来，中原王朝只要控制贸易，就能控制蛮夷;既然“英夷”要在通商口岸贸易，那只要控制口岸，就能令其就范——这是多么完美的理论，哪还需要搞什么改革?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表明，面对“英夷”，沿袭古制无异于玩火自焚。

　　统治阶级的公心与私利

　　粉饰太平并非无能官僚的专利，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能免俗。史学家蒋廷黻曾作如下记载：“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，他(林则徐)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。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，他让国家日趋衰弱，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。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。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，别人更不必说了。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，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。”

　　“精神胜利”的幻想与破灭

　　清王朝对面子的执着、对传统的迷信，本质上都源于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传承：我是“天朝上国”，你是“夷狄宗藩”。这种观念在19世纪之前没有错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也点头附和：“它(中国)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，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，堪称首屈一指”，“人类绝不可能想象比它(中国政府)更好的政府来”(伏尔泰语)。但在马戛尔尼来华以后，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完全颠覆了，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、不可理喻的大国。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，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　　“骑射无双”的骄傲与败亡

　　尽管英国步步进逼，从广州打到了北京城外的通州，咸丰仍不忘摆出“天朝上国”气派：“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，逼进通州，称欲带兵入见，朕若再事含容，其何以对天下?”“如尚执迷不悟，灭理横行，我将士民团等，惟有尽力歼除，誓必全殄丑类，其毋后悔。”明明是兵临北京城下，却谓之“称欲带兵入见”;明明是首都即将沦陷，仍号称“誓必全殄丑类”。自信若此，叹为观止。

　　“人民战争”的可惊与可叹

　　可能有人要问，既然单凭政府不能抵御外侮，为什么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?事实上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南到广东，北到直隶，当局都在行动。“国家根本全在民心，英夷所畏亦即在此。”(户部尚书朱凤标奏折)“私揣洋人重通商，恋粤繁富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。”(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折)林则徐之前谈及驭夷之法时，也只有“民心可用”四字。就连咸丰也诏示天下：“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，或率乡兵，齐心助战，或整饬团练，阻截路途……”问题是，在专制制度下，统治者发动老百姓不难，但结果往往难以预料。

　　结语：

　　林则徐曾对友人详谈中西差距：“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，若我炮不能及彼，彼炮先已及我，是器不良也。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，连声不断。我放一炮后，须辗转移时，再放一炮，是技不熟也。求其良且熟焉，亦无他深巧耳。不此之务，既远调百万貔貅，恐只供临敌之一哄。况逆船朝南暮北，惟水师始能尾追，岸兵能顷刻移动否?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，而皆睹面接仗。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，未之前闻。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，器良技熟，胆壮心齐是已。第一要大炮得用，今此一物置之不讲，真令岳韩(岳飞韩世忠)束手，奈何奈何!”

　　从之后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来看，林则徐句句切中要害。但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位以“苟利国家生死已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闻名的民族英雄，一再叮嘱朋友对此保密。而中国也在统治者或有意或无意的沉默中，走上了末路。